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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印度28个邦中的18个邦报告说农民自杀率正在增长。仅2009年，就有17638例农民自杀，相当于每30分钟就有一个印度农民自杀。

　　“我们……邀请了总理和总统参加我们卖肾商店的开业典礼……我们的肾是亚博app我们唯一还可以卖的东西。”有农民说。

　　文/[英]拉吉·帕特尔

　　（夸祖鲁—纳塔尔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师,曾为世界银行工作)

　　从海得拉巴出来5个小时后，远离了金钱、光芒和宽带，我们在印度的田地里仍然还能看到剪着短发的妇女，还有剃着光头的儿童。当我在一个炎热的雨季下午遇到帕瓦西·马萨亚（Parvathi Masaya）的时候，她参差不齐的头发使她在村子里看起来非常与众不同。她在用树叶做一次性盘子的时候，被我拉了出来。当她跟我谈话的时候，她的6岁的小儿子把她的沙丽拿在手里揉来揉去地玩儿，而她8岁的大儿子此时正在附近的一个教室里看着黑板集体朗读。

　　帕瓦西的一天很漫长。她早上5点起床，然后为两个儿子准备早餐，再做一些家务——洗东西、整理衣服、运水。孩子们必须8：30之前到校，她要把两个孩子送到学校，然后赶往邻家房子之外的盘子“车间”。下午6：30的时候，她下班回家，顺路把孩子从邻居家接回来，然后在晚上10：00—11：00之间上床休息。这份做盘子的工作报酬很低，每天只有25卢比（合0. yabo 56美元，0.35英镑）。这点儿钱根本不够她养活两个孩子。

　　在收成最好的时候，通过耕地她家的年收入曾达到过12000卢比——相当于每天接近0.74美元（合0.46英镑）。那时候，她的丈夫克斯塔（Kistaiah）还活着。2004年8月11日，克斯塔抬头看了看万里无云的天空，陷入了绝望。从2000年以来，他亚博sports的债务越来越重。因为下雨的日子总没准儿，地下水已经完全消失。他想试试种大米，于是就申请了一些贷款钻井打水，先是从本地一家银行借了8000卢比（合181美元，110英镑），然后从帕瓦西称之为“邻居”的一个本地放债者那里又借了90000卢比（合2031美元，1236英镑）。他在田里钻了三个井，都没有打出地下水。然后，到8月的第二个礼拜，天仍然没有下一滴雨。他家的庄稼全部要死在田里了。

　　那天晚上，在其他人全部上床睡觉之后，克斯塔起了床，从架子上取下来一个小小的塑料袋子，一种绿白相间的袋子，颜色有点儿像印度的国旗，但是袋子底部印有蔬菜的品牌图标，袋子中间也没有印着车轮而是标着“有毒”字样的红白相间的菱形标志。他把袋子里的颗粒倒进杯子，和水充分溶解之后，一口喝了下去。然后挨着帕瓦西躺下。

　　这是一种叫作“三九一一”的有机磷酸酯农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高危农药。由于其毒性过高，世界粮农组织认为其绝不可能被安全使用。但是，这种农药在印度使用仍然很广泛，仅安得拉邦农民的使用量就占印度全国使用总量的35%。当克斯塔搅拌这种农药还没送到嘴边的时候，挥发出的气体已经通过皮肤和肺渗入了他的身体里。而当他喝下之后，毒药堵塞了他全身的神经感受器。他的呼吸肌肉马上被麻痹了。他可能在窒息之前就已经陷入了昏迷，估计也没有进行太强烈的挣扎。他悄无声息地死去了，而身边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睡得正香。

毁灭性的生存危机

　　克斯塔在村子里人缘很好。“他不太爱说话，是个好农民，好人。”克斯塔所在村子的村民纳拉辛哈·韦卡特什（Narasimha Venkatesh）这么说。克斯塔受到村民的哀悼。但是自杀的农民不止他一个人。官方很难得到全国农民自杀率的准确数据，但在仅有7500万人口的安得拉邦，有记录显示每年自杀的农民达到数千人。而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安得拉邦。在孟买的内陆地区，农民们所种的粮食主要供应给城市居民，但农民的自杀率也飞速上升。这个问题甚至已经影响到印度人的生活质量。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Punjab）是印度高科技农业“绿色革命”中心，而1995年至1996年期间，这一地区有三分之一的农民面临着“毁灭与生存危机……这一现象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90年代期间势头变得日益强劲”，这一消息一被联合国公布，立即引起印度政府的反感。但事实是这一现象正在进一步恶化。最近的数据显示，旁遮普地区的自杀率猛增。一家报纸说，对于那些本应在印度农业繁荣中勇敢起来的印度农民来说，这个悲哀的结局是一场“绿色撤退”。2009年，印度28个邦中的18个邦报告说农民自杀率正在增长。仅2009年，就有17638例农民自杀，相当于每30分钟就有一个印度农民自杀。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印度农民都会因贫困而自杀。有些农民没有自杀，他们只是卖掉自己的肾。在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阿姆劳蒂（Amravati）区，有一个叫辛那普（Shingnapur）的村子，这里的农民做得更离谱，他们建立起“卖肾中心”。“我们……邀请了总理和总统参加我们卖肾商店的开业典礼……我们的肾是我们唯一还可以卖的东西。”一个农民如是说。

　　辛那普不是唯一的例子。许多村民甚至给自己的身体和其他所有器官都明码标价，到处叫卖。在乡村，也照样存在着不平等。除了广泛存在的男女不平等之外，有地农民和一无所有而只能出卖劳动的农民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些农民面临着自杀选择，同时还有一些不留寸土的家庭长期面临着饿死的威胁。

　　也许有人要把导致自杀的绝望情绪解释为印度农民性格的一个部分，解释为印度政府的失败。但是在大海另一边的斯里兰卡，同样的悲剧也在上演。在斯里兰卡全境，农药中毒死亡是医院死亡案例中的第六大死因，但是在人口多达270万的六个农业地区，农药中毒死亡是医院死亡病例的第一大死因。

　　在一些富有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此类自杀人数的升高，自杀率上升并非贫困国家特有的现象。在澳大利亚，自杀率增长最急剧的地区是农村地区。在英国，农业是所有行业中自杀率最高的。就如英国全国农民协会（National Farmers Union）发言人所说的：“在全国范围内，任何一个农民都能说出至少一个从事农业的朋友、合伙人或同事因担心未来生活而自杀的例子。”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自1982年以来，男性农民的自杀率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这个时间不是偶然的——它与大西洋另一边的农民自杀悲剧同步。

　　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农业危机期间，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大量自杀事件。精神卫生组织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区域项目经理格伦·华莱士（Glenn Wallace）在谈起那个时期的时候，谈到了如今全球南方国家农民们熟悉的那种感觉：“失去农田或眼看着要失败的时候，这种感觉比最爱的人死亡更让农民难过。当州长把出售的牌子挂在曾祖父置备的田产上的时候，家庭内在的负罪感让他们难以承受。”我们很难得到全国的统计数字，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还没有进行任何令人信服的研究。虽然中西部的自杀率在1982年和1984年达到顶峰之后已开始下降，但其他很多特征仍然没有变化。比如，农村妇女承担的负担是男人的3倍，她们要在农田和其他地方工作以补贴家用，在养家糊口的同时，她们还要照顾家庭。至少有25%的美国农村妇女都处于同样的境况。同时，美国的农村地区呈现不成比例的贫困化趋势。2003年，在美国最贫困的200个县中，只有11个是大城市，而在城市地区，与药物相关的自杀案发生率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大大下降，在农村地区却增至3倍。2009年，美国农村地区几乎每6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跌入贫困线以下。农村贫困的急症已经有所缓解，但其慢性特征将持续折磨着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扭曲事实的谎言

　　当我们叙述这些自杀故事的时候——虽然我们很少这样做——死亡用句号结束了这些死者的故事。但是他们的家人还要继续活下去，他们的那帮农民兄弟也要继续生存。但这些自杀故事不单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如果我们从社会的角度去看这些农民，他们的自杀不是生命结束时的句号，而是一个社会群体在生存挣扎过程中留下的一串串省略号。在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一悲剧的关键是人生而不平等。妇女的自杀率最高。比如，在印度南部的一个地区，有一项研究发现，年轻男性的自杀率是58/100000，而年轻女性的自杀率为148/100000。按照这一衡量标准，英国农民的自杀率不到5/100000。我们不能把农民的自杀简简单单地看作一系列可怕的小插图，如果我们在一个更加复杂而悲惨的系列画面中去看待这个问题，也许会更有意义。这是印度农村地区长期问题在短期内的表现。

　　曼加纳·昌德拉（Mangana Chander）是一个强壮而坦率的妇女，按照印度政府的分类法，她算是“部落民”的那类人。她住在一个叫作尼热拉克尔坦达（Nerellakol Tanda，意思是水流不断的地方）的村庄。这个村庄距离海得拉巴市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全村27户人家占有的耕地面积少得可怜，他们能否使用土地要看本地的地主高兴与否。这些村民们靠自己耕地挣来的钱根本不够吃饭。所以他们做出了一个与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一样的决定——移民到城市去。“我们共有15个妇女，有时候去海得拉巴的工地干建筑。”曼加纳说，“妇女一天能挣80卢比，男人们一天挣90~100卢比。有一个地方，人们都坐在那里等活儿。如果有大房子要盖，他们就来叫人去盖。没活儿的话，我们就不吃饭。我们连续有活儿的时候并不多。所以，我们每个月有10天在城里，15天在田里，还有5天啥都不干。”曼加纳是幸运的，她的债务只有一点儿——一年前她借了2000卢比（合45美元，27英镑），现在这笔债已经被放债者涨到接近3000卢比了（合68美元，41英镑）。她的孩子们在上学。她希望孩子们会有一个比她更好的未来，但她也不敢肯定。“城里人得知道我们活下来有多不容易。”

　　在这种条件下生存的妇女们，尤其是那些死了丈夫的妇女们，在生活中一直艰难挣扎。有时候，大家庭的家人会伸手相助，比如帕瓦西，她的家人会送来一些钱让孩子们有饭吃。但在有些情况下，家人会加重这些妇女们的灾难，他们会把土地交给死去了的丈夫的兄弟耕种，把这些遗孀和她们的孩子当奴隶一样使用。在有些邦，如果能够提供符合补偿条件的证明，政府会给这些遗孀提供一定的补偿——不过有些省份的补偿条件多达40项。在有些情况下，除非能从补偿中得到点儿好处，否则，一些乡村的头头脑脑拒绝提供自杀证明。只有当这些家庭拿到债务救济的时候，那些放债者的债务才会得以还清。但他们的罪过永远无法被原谅。而且，即使在得到政府救济款之后，这些家庭也很难恢复长期稳定的经济状况。所以，为了孩子，这些新寡的女人们被迫到城市去谋生，为城里人做家政服务、建筑工人，有时甚至还要卖淫。

　　如果自杀事件和妇女们的生活状况没有被如实报道的话，部分原因是它们的数量已大大减少了。根据官方观点，农民和妇女们的生活不可能很艰难，因为根据政府的说法，印度贫困人口的数量已经降低了。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是印度最贫困的人口。“印度大放光芒”的童话故事要求贫困人口完全消失。在印度，这个目标已经通过挥舞一根神奇的统计魔杖得以实现。

　　一位来自印度农村的获奖记者、学者赛尼斯（P.Sainath）这些年来坚持不懈地跟踪印度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并探寻印度贫困人口的生活是如何（被政府写）成为一部创造性小说。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印度政府任命一组专家去寻找计算全印度贫困人口总数确切数字的方法。在经过一番方法论的讨论、调查、辩论和商谈后，专家组宣布印度人口的五分之二为贫困人口。印度政府的反应和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他们找到一个愿意做出相反证明的专家组，声称贫困人口的实际数字要低得多。通过使用一种过时的统计方法，政府宣布，印度的贫困人口比例不是五分之二，而是不到五分之一。政府的说法是这样的：“不到9个月之前，专家发现国内的贫困人口下降了……（印度政府）提供了一份文件（给哥本哈根的一个国际捐赠会议），说39.9%的印度人处于贫困线以下。但是，这么说是为了申请到捐赠。贫困人口越多，获得的捐赠款也就越多。”

　　经济学家乌特萨·帕特耐克（Utsa Patnaik）深入分析了这个让印度贫困人口从20世纪70年代就消失了的统计学花招。她追溯了与贫困紧密相关的一个核心特征——饥饿，并校准了她的观察数据。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半以上的印度人口被划入贫困人口。20年以后，在1993—1994年期间，这一数字下降到仅仅三分之一多一点。这个进步可不小，为了实现它，官方大大降低了贫困的最低标准。在20世纪70年代，贫困线以上人口的饮食标准是每天吃2400卡路里的食物——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这一标准降为每天只吃1970卡路里的食物。到了1999—2000年期间，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被划为贫困人口——这个下降幅度是很大的。但是，此时贫困标准的下限已变为每天消费的食物低于1890卡路里。帕特耐克说，“在第60轮（调查）的时候，2004—2005年之间（贫困线）可能低于1795卡路里”。2007年，印度的官方贫困数据是28%左右，一种更准确的基于每天2400卡路里的标准把农村人口中87%的人口置于贫困线之下。换句话说，也就是大约有5亿人口被计算到了贫困线以上，而达到这样的目的，只用把规则稍作修改，把现今和未来的繁荣多加宣扬即可。这就是“印度大放光芒”这个神话的由来——官方对贫困人口的划分完全与事实相矛盾。对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来说，工作机会更多了，但对那些根本没机会受教育的人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

　　《粮食：时代的大矛盾》，作者：[英]拉吉·帕特尔，译者：郭国玺，出版：东方出版社。